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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nxianshu123的博客

詩才堪與名流和 譯筆敢教高手惶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转载:《翻译和翻译批评》  

2010-06-14 02:46:55|  分类: 其它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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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答维舟兄
作者:沙门
       我想,对于专治一门西方学术、志在做该专业中的专家、教授者,那“读原(源)文”肯定是必须的,比如:如果现代大学中治康德哲学者却只能靠读国内的汉译本了解康德,岂不是笑话?
  但对于一般的文化建设来说,不应该片面强调原(源)文的“无以伦比”(我所想的意思相当于英文的exclusive)的优越性,好像不能读原(源)文者就注定与“真理”无缘似的。就如1940年代吕澄和熊十力关于“性觉”与“性寂”的著名争论,最后吕澄以语言文献的学术优势占尽上风,但既便如此,熊十力虽口不能胜,心亦未必便服了。吕澄固然为现代佛教学术的大师,熊十力亦开新儒家之宗门,对文化的建造谁功劳更大就很难说了。
  我以为,过于强调原文的无比优越性一方面是掌握了外语者的一种权势心态;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证主义的迷思,即以为凡事皆有一与作为阐释者的主体无关的客观实在的“真”的信念。
  而我恰最反对实证主义,我认为阐释中主体作用之大不仅在翻译中格外彰显,既便通外文者可以直接阅读“原(源)文”,也并不能回避这个作用,因为既便是在源语的母语阅读者中,对于同一文本也有天差地别的歧解;所以,阅读本身已经是一种“翻译”,即把作者的话语翻译为读者的“内话语”,或把同样的或走样的文本转移到不同的语境了。这就是我说翻译有本体论意义的意思,即:广义上翻译实际上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普遍的途径。
  这是从哲学层次上说的。
  从翻译批评的实践层次上说,我对目前的两种趋势不满。一是苛评,二是琐评。
  所谓苛评,一方面是缺乏平等和尊重的精神,一上来自己就站到至高点上,采取了居高临下的事态,译文稍有错讹,就斥之为“不通”、“太烂”,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,务必将译者“搞臭”、“搞垮”;另一方面是不顾及社会的实际,以目前普遍存在的视翻译为贱役的现状:稿费既低,催期又促,且多不计为学术成果,而期以译文之完美,则所陈过高、所责太苛,则环视四方而必无入其法眼者矣。从这方面说,我觉得批评者自己最起码应该要尝试过一定数量(数量很重要)的翻译,以便知道翻译中的甘苦和大量翻译时错讹的不可避免,然后再以适当的同情来进行批评。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好“度”,对于那些比较认真、下了一定功夫的译者,尽管水平或有欠缺,时或有不免的错误,希望能以建设和爱护的(至少给予人类最起码的尊重)态度来加以善意的批评,这样被批评者也比较容易接受和改进——因为人类的心理决定,哪怕是涵养再好的人,对于那种把自己说得连垃圾都不如的“苛评”肯定都是看不进去的;这样的批评,除了奠定批评者的“江湖地位”和巩固其内心的傲慢,我也看不出太多积极的意义。
  所谓“琐评”,是说批评只针对最低的层面,这其实是一种犬儒化的趋势,为了保证自己的批评绝对不会被“反批评”,于是只限于批评确定无疑的“硬伤”。这固然是一种经过实践教训后的“世故”,但也因此而只能有极有限的“建设性”。其实,真正好的批评,不应该是单方面的,而应该是交流的一种,所以不必以“一字不可易”为追求目标。如果批评与反批评的良性往复对双方都能产生启发,才是最成功的批评。这可能与中国人对“批评”一词的“误读”有关?英文critique本是中性词,而中文中怎么也难以避免贬义,所以批评者不免有一种“警察捉小偷”或“老师教训学生”的心态,所以一开始就容易有错误的身份设定。就我看,好的翻译批评应该具有“同情之理解”和“整体的眼光”,在此基础上,批评除了针对那些确实性高的“硬伤”,也可以针对译者的翻译理想、风格和基本设定,这样的批评可能无法避免争议,也可能无法达成最终的结论,因此也无法显出批评者至高无上的“江湖地位”,但是恐怕比支离餖订的“琐评”能够对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更积极的作用。
  当然,所有这些只对那些在基本水准之上的翻译才谈得上,对那种缺乏起码学术素养和职业道德的不负责的译文来说,我们就能做的只有一件事——揭露了。而现在“苛评”、“琐评”之所以流行的缘故,或许也是因为目前这类不负责的译文太多了吧?
  
评论人:维舟试望故国
  沙门兄说的两种令你不满的趋势,极赞成(不过自动对号入座下来,我发现自己也不免犬儒式琐评,一笑)。不过按你的对作品的整体观来看,那就不是针对作为一门技术的翻译的“更正”(如你指出的,你不认为存在唯一的“正”或本真),而是对整体的理解。那实际上更接近于一般人理解的文艺批评,而不是翻译批评了,也确立了翻译的创作过程和能动性,而不仅是一种“次生的”东西了——正因为不少人将翻译理解为次生的,所以才有读原文的原教旨主义。
  以上当然是最理想的境界。但实话说我对前景十分悲观。并且你主要是对翻译批评的批评,多少忽视了译者本身:很多翻译批评者的确盛气凌人,但被批评的译者其实本质上也差不多。如殷海光说的:“中国文化分子多带权威性格。……如有人纠正他的知识错误,他的自动反应就是觉得向他的声威挑战,打击他的声威,扫他的面子。既然如此,还有什么学问好讲呢?”这样的例子我也看到过,被人批评了就想法去找批评者的毛病,或直接挑战:“你倒是把你翻译的拿出来看看?”事情就变成泼妇骂街了,问题就此变成了个人的面子、声威,而不是对错了。我也很反感有些批评者的高姿态,但不管人家怎么刻薄,你错了就是错了,做学问这点气量也无?

评论人:沙门
  我说得确实比较理想化。而且我一贯喜欢把具体的东西琢磨到比较抽象一般的层面,如果从站在原初的议题的位置看,或许就不免会有种“过分拔高”的感觉。呵呵。
  其实我这里有两个层面的跳跃:从技术层面上的翻译到认识论层面上的“翻译”,我试图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,但篇幅所限,言不尽意。对“翻译”这个问题有不少“哲学”思考,主要触因来自与对佛教翻译的观察,以后有机会再根据具体例子写写。概言之,我是反对某种被我称为“实证主义翻译观”的东西,更一般的说,我反对其背后的“实证主义”。
  回到实践中的翻译。
  说句半玩笑的话:既然目前一般都不把翻译看作学术成果(不能作为评职称的条件之类),那翻译本身也不能算“做学问”,所以也不必以“做学问”的标准衡量之。
  我总觉得,假如将来某天翻译这项工作取得非“次等”的学术地位——比如一个学者可以仅凭翻译即获得学术地位,就像古代佛教高僧一般,那时必可指望翻译质量的大大提高。

评论人:维舟试望故国
  嗯,你说的这个令我想起摄影。摄影有很长时间也被认为是不具有独立性的一门艺术,一般人潜意识中总觉得拍照嘛,哪像绘画是创作?我的很多朋友同事,看到我偶尔还行的照片,第一反应常是:“真不错……你用的是什么相机?”——人们将之归纳为器材的因素,但绘画的话,极少有人会问:“画家用的是什么颜料和笔?”其实摄影关键的因素中,光线、取景比器材更重要。根据归因理论,大抵可看出人们对这门艺术的观感。
  当然现在摄影多少取得了独立的艺术地位,但翻译要消除“次等”的烙印,只怕更难得多。现在好多人在批评翻译之余,还怀念以前的翻译家作品比较好。但我觉得傅雷那个时代的东西,是仅见于翻译作品数量较少、读者也比较小众且高端的阶段的。这种精英化必然要过渡到现在这种大众普及的阶段,而就如欧洲印刷史上有过的那样,一旦大众普及,泥沙俱下就难以避免,但惟有如此,才能在社会上推广开来。

评论人:沙门
  前阵在一个朋友家看他在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地拍的照片,觉得相当不错,我也不禁问出那个同样的问题:“真不错……你用的是什么相机?”我以为他用的至少是一个数码单反,哪知道竟然是一款Canon的袖珍家用机,比我的A640还低。
  摄影的本质在于选择,选择把什么样的时空框进那个大小固定的矩形里去;而翻译中也充满了选择,凡有选择的地方,就不可能是机械的、形式化的,而是浸透了主体的能动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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